屈原美政思想的深刻内涵
--《论屈原是丹祖》之二摘录  
 
张健（屈零子）
 
【摘要】：研究屈原的美政思想的包含内容，探讨其超越时代的先进性与现实冲突的不合时宜性，以及屈原坚守理想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根源。同时，阐述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对毛主席等革命家的影响甚大，并继承发扬，展现其跨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美政思想 尧舜禅让  人格精神  爱国主义

一、引言：

屈原的作品犹如一座宏伟壮丽、底蕴深厚、琳琅满目的文化瑰宝圣殿，每一处楼亭都蕴藏着他对国家命运、社会万象和人生哲理的深度思索。他的美政思想，恰似一条坚韧而无形的丝线，紧密贯穿于他一生的文学创作的诗篇与政治实践的历程之中。“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屈原以饱含敬仰与尊崇的笔触，将尧舜的高尚德行与丰功伟绩描绘得淋漓尽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尧舜是美政思想的完美化身，是政治典范的无上标杆，其形象光辉万丈，直透云霄，穿透历史的重重帷幕，为后世之人照亮追求理想政治的漫漫长路。而“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则宛如一声沉重而无奈的叹息，饱含悲愤地倾诉出在现实政治的黑暗泥沼中，正道直行之士遭受谗言恶意诋毁的悲惨与无助。这两句诗绝非普通的文字组合，而是屈原内心深处炽热情感的汹涌喷发，更是其美政思想在残酷现实面前四处碰壁、艰难挣扎的真实写照。
屈原的美政思想以“尧舜之抗行兮”禅让为重要依托，结合“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全方位追求社会平等、大力倡导任人唯贤、积极推动修明法度、深切关怀民生疾苦，这些理念深刻反映出他对理想政治模式的追求。他怀揣着满腔的热忱与抱负，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将处于危亡边缘的楚国拉回正轨，“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走向富强昌盛之路，进而实现统一天下的宏伟大业，结束那个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战国乱世。然而，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一闪耀着原始共产主义智慧光芒的理想，在楚国贵族集团“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出于一己私利的强烈反对，以及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秩序崩塌的残酷现实面前，瞬间被击得粉碎。屈原不仅未能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反而遭受了贵族们的无情排挤与残酷打压，人生陷入了巨大的挫折与困境之中，最终美政理想以悲壮的失败黯然落幕。
深入研究屈原的美政思想，对于我们深刻洞察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精准把握屈原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以及清晰梳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从萌芽到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它不仅能让我们回溯历史，汲取古人的政治智慧与人文精神，更能为我们当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与启示，成为我们在新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源泉。

二、尧舜禅让思想在屈原美政思想中的重要性

（一）尧舜禅让与原始共产主义萌芽

在屈原的作品中，尧舜的身影频繁出现，他们被屈原视作圣明君主的至高典范，承载着屈原对理想政治的全部憧憬与追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在屈原的认知里，尧舜行事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始终遵循着正道前行，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引领国家走上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这句诗更是将尧舜的禅让之举赞颂到了极致，在屈原眼中，尧舜禅让这种治国政治传承方式，突破了君王世袭家天下的陈旧、腐朽统治模式，具有无可比拟的崇高价值。其德行之高尚达到“薄天”之境，犹如苍穹，辽阔无极、高深难测，令人心生无限敬仰与向往。
“抗”非通“亢”，而是单从字义表面直译，有“违抗”之意。“抗行”就如作家舒新宇说的那样：“违抗传统君主家天下的传位行为模式，实行的是有德才的能者居之的禅让制。”屈原对尧舜禅让极度美化盛赞之余，定会效法推崇备至。而这，正如作家舒新宇说的那样：（屈原）“就是渴望君王都能像尧舜禹那样礼贤下士，不恋王位，禅让天下，从而出现人人平等、和谐相处的太平盛世。”。故推行尧舜的禅让定会是屈原美政思想的重要核心内容，有许多的楚辞学者犀利地看到了屈原的这种政治倾向。
尧舜禅让闪耀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萌芽的光辉，它集中体现了原始公有制原则和民主精神的内核，在那个遥远的时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并非通过世袭的方式将权力在家族内部传递，而是由圣明的君王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公正的判断力，在众多人中精心推举出贤能之士来接替自己的领导职务。这种制度的核心要义在于“举贤授能”，它旗帜鲜明地强调以贤德和才能作为选拔领导者治理国家的唯一标准，充分彰显了“天下为公”“唯德是辅”的先进理念。
屈原“来吾道夫先路”满心期待楚君能够效法尧舜，以之为榜样，勇敢地打破帝制、侯爵世袭的垄断局面，不再让血缘关系成为决定权力归属的唯一因素。并且“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来“举贤授能”广纳贤才，选拔那些真正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让楚国的政治焕然一新，摆脱贵族腐朽统治，走向富强繁荣，进而有能力统一中国，结束战国时期连年的战乱纷争，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可以说，尧舜禅让制度所倡导的公共利益至上，坚决反对私有制和世袭制的理念，就是屈原的美政理想的核心思想，具有鲜明的原始共产主义色彩。

（二）尧舜禅让思想在美政中的体现

鉴于先秦时期关于屈原的记录不全，最早提及屈原的是西汉初期的贾谊（公元前201年～公元前168年），彼时距离屈原的时代已过去百年左右，因此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屈原试图推行的政治措施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我们只能依据屈原的楚辞作品，深入探究其蕴含的美政思想。不但要以《离骚》内涵的思想为主体，还要深入探寻其他散落在诸多诗篇之中的美政思想。本文以“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所描述的尧舜禅让为核心，又融合了屈魂人格精神、爱国主义思想等多个方面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1、圣君贤臣——“两美必合兮”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屈原对国君的期望极高，他认为，国君应当如同尧舜一般，具备光明正大、高尚的品格，拥有厚德载物的胸怀，不被权力的欲望所蒙蔽。能够做到不贪恋王位，主动禅让天下，摒弃世袭的家天下统治模式。就如作家舒新宇所说：“在屈原看来，尧舜禹不把王位传给儿子，而是禅让给天下贤德之士，三位先帝是何等伟大啊！禅让的美德可与日月齐光！与天地同寿！”
同时，这样的君主还必须具备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廉洁奉公的精神，能够高瞻远瞩，洞察百姓的需求，引领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成为整个国家的精神表率和行为楷模。
只有具备德才兼备的贤者登上国君之位，才能够真正做到心系国家和百姓，以礼相待天下贤士，任人唯贤，摒弃一切任人唯亲的陋习，不拘泥于出身、地位等因素，大胆地选拔任用有才能的人。如此，才能实现“举贤授能”的美好政治局面；遵循公正的原则，严明立法，使国家摆脱腐败的侵蚀，倡导公平公正的社会风气，远离趋炎附势的不良现象，杜绝朋党勾结之风的盛行。
屈原在作品中盛赞“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武丁用而不疑”“遭周文而得举”“齐桓闻以该辅”“三后纯粹、尧舜耿介”等圣明君王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的事迹，对他们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赞扬。然而，像夏启、羿、太康、夏桀、后辛那样只顾享乐、行为荒唐、不体察民心民意，被权力和欲望冲昏头脑，导致丢掉江山的国君，在屈原看来是完全不符合其理想中圣明君王的标准的。
屈原极力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倡导任人唯贤的用人理念，他以自己为表率，期望臣子们能够以自己为楷模，具备卓越的才能和“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的高尚品德。他坚决反对任人唯亲的做法，让那些真正有能力、有品德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担任官职，积极施展自己的才华，辅助君王治理国家。

2、廉洁思想—— “清以廉洁兮”

《招魂》开篇“朕幼清以廉洁兮”的表述中，“幼清”与“廉洁”形成时空维度的双重印证。“清”为“清洁之行”“至清人格”，而“幼”字揭示这种品德并非后天习得，而是根植于生命本源的禀赋。这种天赋德性论与《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形成互文，建构起屈原特有的道德本体论。在政治实践中，廉洁外化为“闭心自慎”的行为准则，既包含“离骚”题旨揭示的“弃秽”，离弃秽行，拒绝“腥臊并御"的自我约束，也体现着“苏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和政治姿态。这种内外贯通的廉洁观，表达了他对廉洁品质的执着追求和坚守。最终升华为德配天地的价值追求，使个人品德与天地自然秩序达成同构。当我们将其置于屈原整体思想体系中考察，会发现廉洁自律绝非单纯的道德操守，而是构建美政理想的政治形态的逻辑起点与价值支柱，构建以廉洁为基准的政治体系，是他美政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种将个人道德与政治清廉直接勾连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以德为先的“清官政治”原型和志清洁廉两袖清风的“廉洁奉公”思想的肇始，为后世留下了“为官”应具备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启示和影响。

3、修明法度——“循绳墨而不颇”

屈原深刻认识到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他强调法律应该一视同仁地平等适用于所有人，不论身份贵贱、地位高低，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在他看来，绝不能让旧贵族凭借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肆意践踏社会公平正义，破坏社会秩序。法律应当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保障人民权益的有力武器。只有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
面对楚国当时法纪松弛、规矩被随意破坏的混乱现状，屈原满怀忧虑，他迫切希望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构建一个严密、合理、公平、平等的法律体系，使国家的治理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章制度可循。通过完善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离弃一切秽行，保障民风淳朴，使社会秩序井然，进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理想。屈原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当时社会弊病的深刻反思，更是对后世法治建设的宝贵启示。

4、爱民怜民的民本思想——“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的作品中，“民”的问题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多次用饱含深情的诗词表达对百姓生活困苦的深切同情，身怀“爱民怜民的民本思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些诗将屈原对百姓在战乱中艰难生活的痛心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深刻地认识到，统治者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应该有“夫维圣哲以茂行兮”高尚品德，积极采取德政措施，离弃秽政，关注百姓疾苦，体恤民情，施政为民，改善百姓的生活。屈原目睹了百姓在秽政战乱下的悲惨遭遇，心中充满了悲悯之情。闻一多就说：“为什么两千年来中国人民这样崇拜屈原，我到现在才懂，原来屈原是人民的诗人，为人民写诗，为反抗混乱的政权、效忠人民而死的。”故“爱民怜民的民本思想”也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屈原对推行美政惠民的思想体现。

5、追求公平、公正、平等——屈原“正则、灵均”名字内涵

屈原“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一名字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暗含了他对公平、公正、平等的不懈追求。

① “正则”思想

在古代文化中，天被视为最公正无私的象征，“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所以“天曰正“天为正”。“则”意为规则、法则，引申为道理、道、道路，同时，“则”也有法之意。那么“正则”包含了天道为正和效法天正的含义，又“正则”代表正确的道理、正道、正确的施政路线。这体现了屈原对正道、对正义的坚定追求，他希望世间万物都能遵循正道而行，社会也要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在他的理想世界里，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生活中，以及人们的行为都应该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规范，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不应该有任何的偏袒不公和“腥臊并御”的行为。

② “灵均”思想

地孕育万物，被视为有灵之物；“怨灵修之浩荡兮”灵”指代君王；“灵之来云集”，“灵”又可指代神灵。“均”表示平、公平平等，象征着大地公正无私、厚德载物；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并且屈原在《九歌》中，充分展现了人神平等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他对平等思想的追求。故由此可见，“灵均”蕴含着民众、君王和神灵在本质上是平等的思想观念。屈原以“灵均”寓意深刻，强调君王、神灵与民众都是平等的理念，都应共同遵循天道的公正法则。他坚信，唯有如此，社会宇宙万物方能和谐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正则、灵均”，这两个名字不仅仅是简单的称呼，更是屈原自身美好品德和崇高理想的象征，它们浓缩了“‘天正地德’和‘蓄而正之，均而平之’”（语出《黄帝四经·称经》）的深刻内涵，是对公平、公正、平等的高度概括。
屈原一生都在坚定不移地践行着这种美好品德，他“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将名字所蕴含的美好寓意转化为内在“至清”“至廉”的人格之美和外在形象之美及追求美政的政治形态之美。他一生正道直行，坚持正义，不随波逐流。“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亦余之所善兮，虽九死而不悔”，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正则”“灵均”所代表的高贵道德品质和深刻美政思想内涵。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屈原的坚韧与执着，为后世树立了道德楷模，他的名字蕴含的人格思想，宛如灯塔，照亮了后世追求公正、正义与平等的道路，鼓舞着众多志士为理想不懈奋斗。屈原的精神，历经千年，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6、德政理念——《离骚》题旨深意

《离骚》作为屈原的代表作，其题旨深意深刻揭示了为人、为政、为君应“弃秽”，远离一切秽行，脱离秽政的道理。屈原在《离骚》中着重强调：“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为君必须自身应具备高尚的品德，时刻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远离秽政，离弃秽行，勤政爱民，以高尚的品德和行为以身作则，赢得百姓的尊敬和爱戴，成为百姓的道德楷模。只有统治者具有盛德仁爱的品行来治理国家，关心政治系统的清正廉洁，体察百姓的疾苦，才能上行下效，作出表率，才能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离骚》中，屈原以古代圣君为例，如尧舜、汤禹、三后等，歌颂了他们施行德政所带来的长治久安；同时批判了暴君的秽行，如夏启、羿、浇、桀纣、后辛等。通过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他对德政的推崇与向往。（详细内容请参看本人的另一篇论文《<离骚>题旨释义—<理解圣贤屈原>之三》）

7、统一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

毛庆教授研究屈原的爱国精神说：“屈原的抱负是使楚国更为强大，并进而由楚国统一中国。”故屈原的美政理想目标不仅仅是维护楚国的安全，他还有着更为宏大的抱负，即通过联齐抗秦，增强楚国的实力，最终由楚国来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这一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充分反映在他的“爱民怜民”的思想上，还体现在对圣君明主的尊崇追慕上。他盛赞大一统时期的圣主明君：“彼尧之舜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
他对国家强大和统一的强烈渴望，也是他美政思想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具体体现。在屈原看来，只有实现国家的统一，才能结束战国时期的战乱纷争，让百姓过上和平稳定的生活，这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
赵沛霖研究屈原的美政说：“屈原为之奋斗的目标不但要行仁德义善，使国家富强，民亦不“瘠”，达到“爱民而安”的理想境界，而且要使人民免遭战乱之苦，结束分裂局面，澄清天下，实现全国的统一。简言之就是：仁爱、富强、统一。”他希望楚君能够跟随他的“来吾导夫先路”追慕先贤圣主明君的德政的美政思想指引下，走上圣王之道，即遵循尧、舜、三后等圣王的治国理念。实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使楚国成为战国时期的霸主，最终完成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实现他的“爱民怜民”精神，为百姓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没有各国纷争的社会环境。所以我们说屈原爱国的根本思想不单单是爱他试图推行美政的楚国，他爱的还包括他尊崇的那些春秋之前圣主明君大一统的泱泱大国和整个的华夏神州大地。

（三）尧舜禅让思想不被楚国贵族接受的残酷性

然而，屈原的美政思想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光芒耀眼，却在楚国的现实土壤中遭遇了重重阻碍，遭到了楚国贵族的强烈抵制。
楚国的贵族阶层长期以来牢牢掌控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他们凭借世卿世禄制度，世世代代垄断着政治资源，“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尽享荣华富贵 。在这个封闭的权力体系中，贵族子弟生来便拥有高位与财富，无需努力便能坐享其成。屈原提出的“举贤授能”等美政改革主张，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直接冲击了贵族阶层的既得利益。他们恐惧失去手中的特权，于是贵族们联合起来，对屈原展开了疯狂的攻击。最终“哲王又不寤”，在佞臣靳尚、郑袖“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的谗言下，屈原逐渐被楚王疏远，先是被剥夺了参与核心决策的权力，后被两任楚王前后流放。
被流放的屈原，远离了政治中心，失去了施展抱负的舞台，精神遭受着痛苦的折磨。但即便身处如此困境，屈原对美政理想的坚守从未动摇。他在流放途中写下了诸多不朽诗篇——《九歌》《天问》《招魂》《九章》的《涉江》《哀郢》《怀沙》等即写于此时期，抒发着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美政理想的执着，对楚国政治形态的忧虑，以及对故国的眷恋。这些诗篇，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那个黑暗时代的有力控诉，更是对华夏文化的整理与继承，为我们留下了博大精深、光耀日月的璀璨文化。

三、禅让美政思想在战国时代的先进性

打破阶层固化：屈原“举贤授能”的主张，为社会底层的贤能之士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在当时，像苏秦、张仪这样出身平凡却凭借自身才能纵横捭阖的人物，虽然存在，但依旧是少数。并且也只是为某一国做出短暂的富强称霸，并不会从根本政治制度上达到尧舜那样的圣君贤臣的政治清明的社会形态。屈原的美政思想若能实现，将会打破世袭世禄的家天下的政治模式。有更多出身低微的人才得到任用，他们能够凭借自身的智慧与能力辅助国君，为国家出谋划策，推动国家的发展，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 。
维护公平正义：“循绳墨而不颇”的思想，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限制贵族特权。这对于扭转当时社会的不公局面具有重要意义。若法律能够公正执行，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在同一规则下行事，社会矛盾将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秩序也将更加稳定。
增强国家凝聚力：屈原的民本思想，关注百姓的生活，将百姓的利益置于重要位置。当百姓感受到统治者的关怀，他们会更加拥护国家，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从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这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

四、美政不被楚君和其他战国国君接受的现实性

（一）战国时代各国的政治格局

战国时代，各国的政治体制皆以君主专制为核心。贵族阶层凭借与君主的血缘关系或传统势力，牢牢把控朝政大权。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屈原的美政思想难以获得认同。
楚国国君更倾向依赖贵族势力维持统治，对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顾虑重重。他们觉得屈原的思想过于理想化，与当时紧张的国际竞争局势相悖。
彼时，“天地四方，多贼奸些。”“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朝堂之上朋党成风，奸臣当道，阴阳易位，黑白颠倒，整个天下一片浑浊。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里的“女”指代明君，表明当时已无明君可寻。在《离骚》中，屈原三次求女的情节，揭示出在战国七雄“楚、齐、秦、魏、赵、韩、燕”的统治阶层里，已然没有像尧舜禹、汤、武丁、周文、齐桓公那般的明君。
“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屈原渴望前往他国实现美政理想，却无处落脚，更没有推行美政的机会。随后，屈原借灵氛和巫咸两次占卜，强调推行美政的必要条件是“两美必合兮”，即必须有明君圣主当政方可推行。

（二）美政思想的实践困境

《涉江》中提到：“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这体现出屈原对尧舜禹禅让的赞美与推崇。然而，权贵们却严厉批判尧舜禹的禅让，认为不把王位传给子孙是不慈爱的行为。屈原对这种禅让推崇备至，甚至在辅助楚怀王推行美政时，很可能提出过类似建议，不然前后两任楚王以及子兰等权贵，不至于如此疏远、排挤他，还进谗言，致使他两次被流放。虽然这一点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以考证，但从“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等诗句，以及一帮权贵对屈原的反对，连他那些与“昭、屈、景”三姓同根的子弟，都腐化、背离他，没能接受他的美政思想，便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从历史记载可知，楚国的昭、屈、景三大贵族家族，势力错综复杂，在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都拥有巨大影响力。任何想要削弱他们权力的改革，都会遭到强烈抵制。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走向强大，尽管变法成效显著，但商鞅最终还是被贵族迫害致死，这一事件也让其他国家的君主对改革心生畏惧。
可以说，屈原推行效法尧舜禹禅让的美政思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行不通，只有出现“尧舜之抗行兮”式的伟大圣明君主，才有可能推行。在屈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华大地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都进入了漫长的君主专制封建社会。
在没有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等西方国家率先推动全球反君主制浪潮，以及19世纪选举制度转变的全球政治思潮背景下；在没有孙中山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之前；又在没有毛主席领导红色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之前，且没有毛主席这样伟大领袖执政，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之前，中国社会完全不具备推行美政思想的时代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

五、屈原的美政思想被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继承发扬

（一）毛主席对屈原美政思想和诗歌文学及人格精神的继承

毛主席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厚的研究与深刻的理解，对于历史上的哲人，毛主席尊崇的不多，但是对屈原却情有独钟，长期学习《离骚》《九歌》《天问》等楚辞诗篇。他对屈原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重视，多次提及推广屈原，将屈原的形象与价值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学生时代：1913年，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做的《讲堂录》笔记第一页就是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1915年，毛泽东同罗章龙谈起屈原，讨论起《离骚》，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
1949年：10月6日，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与苏方翻译费德林大谈中国古典文学，称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1953年，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同年屈原成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还向他介绍了屈原的生平，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投河而死，中国人民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
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1月16日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1月21日还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1961年：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赞赏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
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二）屈原人格精神和美政思想对毛主席的深刻影响

在毛主席的视野里，屈原绝非一个平凡的古代文人，而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与天才文学家。屈原的思想与精神，深远地影响并映照了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与思想体系，二者之间仿佛有着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紧密相连。
我们说毛主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革命实践，同时他也充分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屈原的人格精神和美政思想。毛主席曾说： “我们就是他生命的见证”“这简直是以屈原精神的继承者自居，实属前所未有。”所以可以说屈原的美政思想被毛主席真正地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不但造福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还对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看毛主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 “为人民服务” 的政治纲领，与屈原 “哀民生之多艰” 的爱民思想是多么的一致；
看毛主席推动建立的我国国家领导人选举制度，与屈原推崇的尧舜禹禅让、能者居之的原始共产主义理念是多么的一致；
看毛主席一生节俭，廉洁奉公，一件睡衣打了 73 处补丁，一些元首送给他的贵重礼物全部归公，与屈原首倡的廉洁思想是多么的一致。
屈原的爱国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毛主席。毛主席同样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而不懈奋斗，这种深厚的爱国情怀与屈原一脉相承。无论是早在青年时期，还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亦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毛主席都深受屈原爱国精神和人格精神的熏陶，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之中。他带领着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战，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毛主席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精神的深刻内涵，让屈原的爱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毛主席同样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将 “为人民服务” 作为自己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主席始终心系人民，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努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领导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他推动各项民生事业的发展，让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渐改善。他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与屈原关注民生的理念高度契合，是对屈原美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让 “民本” 思想在新时代结出了累累硕果。
毛主席在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征程中，同样展现出屈原那种刚正不阿、坚贞不屈的精神品质。无论是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还是在面对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时，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地捍卫真理，敢于同一切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行为作斗争。这种精神正是屈原精神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
毛主席的诗词同样继承了屈原诗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他的许多诗词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与屈原的《楚辞》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在意境的营造上更是高远深邃。毛主席将革命的豪情与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相结合，使他的诗词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染力，让人们深刻感受到革命的艰辛与伟大；又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为人们点燃了希望的火种，让浪漫主义文学在革命的土壤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朵。
毛主席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广泛地传播，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他不仅高度推崇屈原的思想和文学成就，更注重将屈原精神与时代需求相结合，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他在不同场合对屈原的评价和引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屈原的伟大之处。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对屈原等古代文化名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的热情。1953 年，在毛主席的推动下，屈原成为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起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领导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确保政权的民主性，维护健康有序的政权秩序。
不得不说屈原至正、至清的人格精神，求索精神，美政思想中的爱民思想、追求公平、公正、平等思想以及廉洁思想，“置以为像兮” 般深刻地影响了毛主席，并在其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屈原对毛泽东中年以后的影响，使其明鉴了治国安邦和美政之道。”“用于安邦和完善伟人的人格风范。”
我们说一种政治制度的建立要考虑其所处的整个时代背景。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人类追求自由，人性高度解放，在世界国际化的大趋势下，世界各国都在推翻专制统治。我们理性分析后可以发现，这具备了屈原追求公平公正思想的客观时代趋势和背景。
放眼现代，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以及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领导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才是符合屈原美政政治理想在新时期实施的政治条件和时代背景的。
若说“尧舜禅让”是原始共产主义的萌芽，则屈原“美政思想”就是在战国时代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构想和蓝图，而毛主义作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领袖，领导建设的新中国各项制度的建立和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就是屈原“美政思想”在新时代继承下的具体实践和具体实施，并使其发扬光大。

（三）老一辈革命家和续任领导人对屈原美政思想的发扬

除毛主席外，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相续的后任领导人同样也不断发扬这一思想，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致力于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落实公平、公正、平等的理念，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
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引用屈原《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旨在激励全党同志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要像屈原一样为理想而不畏艰难，不断探索、不懈奋斗；要像屈原一样正道直行，严格要求自己，志清洁廉，不被金钱所惑，不忘初心。
故后续领导人都不断传承发扬着屈原的人格精神和屈原美政这一思想，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致力于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落实公平、公正、平等的理念，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六、屈原美政思想在新时代的意义

在新时代，屈原的美政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尧舜抗行兮”的禅让、“举贤授能”激励着我们重视领导人和人才培养与选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人才力量。“修明法度”提醒我们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推进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民为本”则要求我们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关注民生福祉，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廉洁思想”时刻提醒我们的政府消除特权腐败，官员廉洁奉公，一心为民。
只有全面继承和发扬屈原的美政思想，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发扬、振兴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不断推进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屈原继承和发扬的尧舜古老共产主义的美政思想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

七、结论

屈原的美政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宝库中的瑰宝，以 “尧舜禅让”“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以民为本” 等为核心，体现了他对理想政治蓝图的构建。尽管这一思想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未能实现，屈原本人也遭受排挤与打压，但这只是受当时时代局限所致。
不可否认，屈原的美政思想在当代依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后续的领导人对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屈原美政思想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在新时期，我们更应不断地传承和践行屈原的美政思想，坚持以圣德的领导人治理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注民生，实现社会的公平、平等、公正、正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让屈原美政思想中蕴含的原始共产主义理念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助力我们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不仅是对屈原美政思想精神的传承，更是我们一代代人肩负的历史使命。
通过本文对屈原美政思想的深入探究，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屈原为我国古代最为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思想与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奋进。

后记：

屈原在推行 “美政” 理想的过程中，无疑遭遇了彻底的失败。然而，他并非如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郁郁寡欢、忧思愁苦的失败落魄者。
相反，在第二次被流放且复用无望，理想彻底破灭之后，他以“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魂兮归来，入修门些”表达心境。他选择了隐逸修道，初期创作了《九歌》《九章・涉江》《天问》《招魂》等作品。在通过修行达到大道正身之后，又写下了《远游》，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正统的华夏上古仙家法脉大道相关的仙道思想内容。这些作品为人类的灵魂学开启了新的文化篇章，为中华修炼文化创造了思想源泉，为后世的灵魂学、修仙学起到了决定性的引领奠基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不但是诗祖，还是世界人类灵魂学领域的先驱者、老祖宗、仙祖。
最后，在国破家亡之际，他写下了《离骚》。在离开他深爱却又充斥着 “腥臊并御” 的楚国后，他将自己的美政思想以及高尚的人格精神留给了后世，“愿志之有像”地铸就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国魂。因此，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失败的政治家，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仙学修炼家、伟大的先哲圣人。
屈原的伟大，超乎我们的想象！
关于屈原 “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仙学修炼家、伟大的先哲圣人” 这一盛赞的具体论述，可参阅本人的其他系列文章，包括《关于楚辞中屈原作品的真伪论辩》《招魂的象义》《论屈原是丹祖》《论“清”》《论屈原是丹祖》《屈原是人类灵魂学老祖宗 —〈论屈原是仙祖〉摘录》《<离骚>题旨释义—<理解圣贤屈原>之三》等。
 
全文完。
作者：屈零子   
电话：15202010339
邮箱：251242212@qq.com
单位：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修改于2025年2月19日
参考书籍：
1. 中国屈原学会编：《中国楚辞学》1-24辑，北京：学苑出版社。
2. (清）王夫之撰：《楚辞通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6。
3. 熊良智：《楚辞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2.9。
4. 周建忠、汤漳平主编：《楚辞学通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5. 聂石櫵：《屈厡 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
6. 褚斌杰：《屈原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7. 周殿富编著，李书源点校：《楚辞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
8. 吴广平：《楚辞全解》，长沙：岳麓书社，2007。
9. 郝志达、王锡三主编：《东方诗魂—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8。
10. 汤洪：《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6.1。
11. 周秉高：《屈原赋解析》，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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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戴锡琦、钟兴永《屈原学集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3。
14.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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